（John Leighton Stuart）

选自【南方周末】作者：长平 2008-11-27 07:50:19

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，伴随他的是毛泽东写的一篇嘲讽奚落的文章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。文章说他是“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”，“没有人去理他，使得他‘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’，没有什么事做了，只好挟起皮包走路”。

2008年11月18日，司徒雷登再次回到中国的时候，已是几抔骨灰，一缕乡魂，中国人却给了他极大的尊敬，媒体的报道满怀深情：“低沉的音乐声响起，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，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（杭州）安贤园文星园，四周青松苍翠，远处青山环抱”。

彼时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，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，毛泽东胜利在握，意气风发，写一篇那样的文章也可以理解。问题在于，1949年以后的政治版图中，毛泽东越来越被神话，他的话成了金科玉律，一句顶一万句，容不得不同的陈述和意见。那篇文章的本意也不是为司徒雷登立传，而是借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事分析美国对华政策，但是其中对于司徒雷登漫画式的描绘就成了他的功过是非的定论，人们再也无从了解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事实。

司徒雷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今天我们才有机会知道，原来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，他甚至认为自己 “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”。他的父母都是美国人，但是他出生在杭州，童年在西子湖畔度过，会一口流利的杭州话，11岁到美国受教育，二十多岁又回中国，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总共超过半个世纪。

他在中国传过教，教过书，当过记者，还当过美国驻华大使，其中最有名的工作是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。在长达27年的治校生涯中，他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中国一流大学，倡导学术自由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，并留下了如今北京大学所在的美丽校园。1962年他在华盛顿去世时，遗愿之一就是要安葬在他所热爱的燕大校园，和他的早逝在中国的妻子合葬在一起。

（战时与燕京大学学生在一起）  

根据史料记载，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。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：“你添了一个孩子，害一场病，过一次生日，死一个亲人，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，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，第一个欢迎微笑，第一句真挚的慰语，都是从他而来的。”他也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公民，曾经因为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，被日军关进集中营，直到日本战败后才获释。

在司徒雷登骨灰安放仪式上，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的后人、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说：“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，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。”这样一个普通而又感人的心愿，为什么历经波折至今都未能实现呢？这是因为司徒雷登在奉献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同时，还当了几年美国驻华大使。

政治不仅抹杀了人性，掩盖了事实，甚至还篡改了历史。就在那篇文章中，毛泽东自豪地写道：“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。……闻一多拍案而起，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，宁可倒下去，不愿屈服。”然而，正是这个闻一多，在他那著名的《最后一次的演讲》中，认为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对中国是件好事：“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，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，是教育家，他生长在中国，受的美国教育。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，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，从前在北平时，也常见面。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，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，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，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，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，美国才有这转变。”

闻一多和毛泽东的说法矛盾了，怎么办呢？这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，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就行了。但是，相关部门的做法并非如此，而是在将这两篇文章同时收入中学课本的时候，把闻一多演讲中这一段话不加任何说明地删去了，就当他没有讲过一样。

（“魂归故里”）

如今，“别了”的司徒雷登又回来了，离他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咫尺之遥，这是历史的进步。但是这还不够，期盼政治能够给真相和人性让出更多的空间，让它们各自都得以自由地生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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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平

第二代美國傳教士

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國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。 1876年6月24日，他出生於杭州城北部天水橋畔耶穌堂弄天水堂旁的傳教士住宅。從血統上說，他是一位純粹的美國人。但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話來說，自己「是一個中國人更多於是一個美國人」。他會講一口純正的杭州話。11歲時到美國維吉尼亞州上學，在那裡曾被人譏笑為不會說英語的怪物。在大學期間受「學生志願國外傳教運動」的影響而轉到神學院，立志於傳教。1904年他結婚後攜妻子回到杭州，成了第二代美南長老會傳教士。

1908年開始任金陵神學院希臘文教授。1910年任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。辛亥革命時兼任美國新聞界聯合通訊社駐南京特約記者。

燕京大學首任校長

1919年1月，他被聘請為首任燕京大學校長，此後，他作為燕大的長期領導人為該校的發展壯大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司徒雷登四處募捐，為燕京大學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宮殿式的美崙美奐的新校園，不惜出重金延請中外著名學者如吳雷川、許地山、鄧之誠、郭少虞、顧頡剛、趙紫宸、容庚、錢穆、吳文藻等人來燕大任教，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學術地位。1927年，燕大與哈佛大學合作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學社，促進中美文化交流。到1930年代，燕大已發展成為中國學術水平最高的教會大學。

司徒雷登提倡學術自由，要求燕大的學生既中國化，又國際化，司徒雷登還注意與學生、員工互動交流，對待學生和藹可親，對待教職員工熱情溫暖，給許多學生和員工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司徒雷登同情學生運動，九一八事變後，他甚至親自帶領學生上街遊行，高呼抗日口號。

19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學位。1933年受美國總統羅斯福召見，聽取他對中國時局的意見。

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他和華北地區英美人士一同被日軍關押在山東濰縣集中營（長老會樂道院）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後獲釋。這期間燕大也被迫遷往成都，借用華西協和大學的校園。1945年，獲釋後的司徒雷登繼任燕大校長（後為校務長），直到離開中國。

（晚年）

關鍵時期的美國駐華大使

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國駐華大使，任期恰好是整個國共內戰時期（1946年－1949年）。同時仍擔任燕大校務長之職。當時有人這樣評論：他「既是政客又是學者，既是狡猾的對手又是溫馨的朋友」。不過，作為一名外交界的新手，卻要應付當時複雜的國內外局勢，一廂情願地希望能將二戰結束後的中國引向和平建設的方向，當然，他的努力既不可能被國共雙方所真正接受，也未得到美國政府的信任。[1]一些評論認為，司徒雷登在政治方面過於天真，是一個失敗的外交家。

1949年4月，共產黨軍隊攻佔南京，他沒有像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國大使一樣隨國民政府南下廣州，而是堅持要留在南京美國大使館。直到8月2日，司徒雷登才被迫離開中國返美，隨即退休。據說在他離開中國前夕，曾經和中國共產黨高層秘密接觸，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事宜，但是被提前召回，未能成行。8月8日，新華社播發了毛澤東的《別了，司徒雷登》，將他作為美國的象徵而極盡諷刺，說他是「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」。這篇文章還曾經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，「司徒雷登」這個名字在中國成了聲名狼藉和失敗的代名詞。因此在1949年後成長起來的中國大陸人中，普遍知道司徒雷登這個名字。

回到美國後，他先被國務院下了「禁言令」，後來又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。患了腦血栓，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症。于1962年9月19日在華盛頓病故。他一直希望能夠將骨灰送到中國，埋在燕京大學校園內。不過他在杭州的出生地已經作為文物得到了保護。

歷史評價

聞一多在《最後一次演講》中有段談司徒雷登,但是1949年後出版物中總是刪除這段話.這段話如下: 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，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，是教育家，他生長在中國，受的美國教育。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，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，從前在北平時，也常見面。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，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，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，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，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，美國才有這轉變。」 http://www.lotus-eater.net/ReadNews.asp?NewsID=5497&BigClassName=%E5%A6%99%E6%89%8B%E5%81%B6%E5%BE%97&SmallClassName=%E6%80%9D%E6%83%B3%E6%B5%AA%E8%8A%B1&SpecialID=9 在中國，由於毛澤東的《別了，司徒雷登》一文，他長期被公眾認為是美國侵略中國失敗的代表人物。

歷史學家林孟熹這樣評論他：「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，曾長期而全面地捲入到中國的政治、文化、教育各個領域，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。」